不能不写的报道
——追记原中共阳城、武乡、屯留县委书记孙文龙
张良信
李朝霞
王金库等
《山西日报》编者按
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这篇通讯写的就是一位离开人世已18年，但至今仍活在太行老区人民心中的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孙文龙。
孙文龙同志曾任阳城、武乡、屯留3个县的县委书记，他恪守“人民利益高于天”的人生信念。为改变3个县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他终日奔波于田间地头，认真调查研究，四处求救，带领当地群众栽桑养蚕，脱贫致富；大力调整农作物布局，解决群众吃饭、穿衣问题……他走到哪里，就把脱贫致富的种子播到哪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县人民评价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任县委书记。
尽管孙文龙同志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把孙文龙同志的事迹介绍给读者，希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县(市)级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读一读，以孙文龙同志为镜子，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县(市)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讲”教育，深刻反思，对照检查自己的差距，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更出色的工作，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2000年3月29日上午，巍巍太行山下的阳城县蚕桑中心大院内庄严肃穆。一块正面镌刻着“孙文龙同志纪念碑”的银灰色石碑，静静地竖立在大院中央。一大早，四面八方的干部和群众风尘仆仆赶到这里，肃立在人民群众自愿集资修建的纪念碑前，参加“弘扬孙文龙精神，振兴老区经济”的誓师大会。
人们静静地伫立着，泪水模糊了双眼，但孙书记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孙文龙同志先后任阳城、武乡、屯留县委书记，因积劳成疾，1982年3月16日离开了人世。
18年了，为什么三县的人民群众还如此怀念他、学习他、呼唤他?
孙文龙是一台“播种机”，他为3个县1000多个行政村播下了栽桑养蚕的种子。
1957年，一份《关于如何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调查报告》和自愿回乡工作的申请同时呈送到时任山西省省长卫恒的办公室。调查报告中对农村现状的中肯分析，对贫困症结的基本看法、对改变农村面貌的客观思想和成竹在胸的战略步骤，使卫恒省长禁不住拍案叫好。而且自愿请求回乡工作的申请更使卫恒省长顿生敬意。
递交这份调查报告和申请的人叫孙文龙，是省政府机要室的机要员。在申请书中，他写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这次回乡调查研究，使我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更加切肤的理解。我自愿回乡工作，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竭尽匹夫之责。”
省委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孙文龙告别省城，回到了故乡阳城县。
1958年，浮夸风盛行，经济畸形发展，饥饿也开始在全国蔓延。就在这样的关口，孙文龙来到了阳城县寺头公社任管委会主任。
在公社全体干部会议上，孙文龙痛心疾首，大声疾呼：“我们得尽快想办法，让乡亲们摆脱饥饿，走出贫困。”
一天，他到董家岭村下乡，看到老农陈兴安在地塄边专心致志修剪桑树枝，便主动走过去攀谈。
“户养一张蚕，一年花不完；一亩一株桑，种地不纳粮。桑
树长在地塄边，不占地，不遮阳，不与庄稼争水分。”陈兴安的一句话，使孙文龙茅塞顿开：“多好的一条致富路啊!如果全公社梯田的地塄边都栽上桑树，该是一个多么灿烂的前景啊!”从此，孙文龙迷上蚕桑，四处收集资料，学习蚕桑技术，并在公社门前亲自栽了7株桑树做试验。他请来陈兴安当老师，讲解修剪桑树技术，新桑如何出扦、老桑怎样复壮、什么时间施肥等等，他都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紧接着，他把董家岭作为全乡蚕桑试验点，雷厉风行地在全公社推广。三年后，寺头的桑树由原来的1000多株发展到3l万株，群众的收入逐年递增。寺头成了阳城蚕桑发展基地，成为1960年华北蚕桑检查团的参观地之一。
1963年4月，孙文龙调往润城公社担任党委书记。
临走的那一天，孙文龙叫了辆马车，本想起早“溜”走，但刚出村口，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了个水泄不通。老党员陈世轩拿着一双新鞋，死活要孙文龙换上。陈世轩动情地说：“孙主任，咱寺头有个传统：‘好官留鞋走，赃官摘帽爬。’你在寺头为老百姓做了天大的好事，今天寺头漫山遍野是桑树，家家得了利，多亏了你呀!说什么你也要换上这双鞋。”
看着乡亲们那一张张朴实的面孔，孙文龙眼眶湿润了：“乡亲们，我文龙这几年没干出什么成绩，只不过做了一名党员干部应该做的事，至于留鞋嘛，我们党可不兴这个。”
尽管孙文龙死活不脱，可奈不过乡亲们人多力大，硬是给他换上了全乡人民用“心”制作的厚底方口布鞋。
1966年9月，孙文龙被提任阳城县副县长，而后任县长、县委书记职位变了，但他那颗一心为民、栽桑养蚕的痴心不变。几年时间，就使阳城的蚕茧产量位居山西之首、华北之冠。特别是在历任阳城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下，该县蚕桑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今年新增桑、地埂桑1000万株，发展桑园19800亩。
1977年，晋东南地委决定在北部地区再插一杆兴桑旗，于是孙文龙作为首要人选凋到武乡县任县委书记。孙文龙扑下身子，真抓实干，打破了“武乡不宜栽桑养蚕”的禁例，3年时间，就使武乡的蚕桑生产发展成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加点，收入是建国后28年总和的39倍。武乡还作为新兴蚕区的一面旗帜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蚕桑工作会议。1980年10月，孙文龙同志又被地委调往屯留县任县委书记，仅一年多时间，就使屯留的桑园发展到6000亩，产茧5万公斤，比一年前增加了12倍。
孙文龙走一处干一处，为3县的群众栽上了摇钱树，打开了致富路，并且推动了全省栽桑养蚕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此，“蚕桑书记”的雅号在3县叫响。
孙文龙担任阳城县分管农业副县长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风起潮涌之际，许多干部被夺权、揪斗。孙文龙也被定为“资本主义的黑干将”被罢官、批斗。而孙并不在自己的得失和安危，心里却谋划着如何在高寒山区种植棉花，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带着这一想法，孙文龙一头钻进了有关植棉的科技书刊中，从俄国植物育种家米丘林的定向培养、置换条件、气候驯化的方法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学说，到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得尔的通过植物分离、独立分配等方法改变植物遗传变异的学术观念，他吃力地学，认认真真地记录下了4万多字的笔记，同时，选择了阳城县大安头作为试验基地。
大安头位于润城镇，海拔高，气候寒冷。每天，孙文龙带着技术人员，早出晚归。经过艰辛耕耘和科学管理，奇迹发生了。山下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环境亩产棉花只有30公斤—40公斤，而大安头岭居然亩产棉花70多公斤，成为华北地区的高产点。
“谁说高寒地区不能种植棉花?山西阳城大安头岭海拔1000多米，亩产皮棉100多斤，这就是最有力的回答！”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激动地说。“尊贤不避嫌，爱才无贵贱，只要他能够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要大胆使用”
1970年，原山西省水利厅厅长、高级工程师许四复等150名省级干部被下放到阳城劳动改造。这些干部在当时均属“黑五类”，有的是“特嫌”，有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如何对待这些“复杂”的人物，当时县委、县政府众说纷纭。但孙文龙力排众议，因才使用。
为感谢阳城县委和孙文龙同志不避嫌疑、识才用人的知遇之恩这些干部积极为阳城的各项事业发展出谋划策、献计献策。许四复、王余初等高级水利工程师不仅协助阳城制定了全县水利建设的全面规划，而且为北留水轮泵站的设计、施工、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化工工艺工程师夏开琦、刘玉英等同志，积极参与阳城化肥厂的设计、施工，填补了阳城化肥生产的历史空白。
阳城有一个农民，叫张扶胜，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但对棉花的种植却有独到的研究。孙文龙便破格把他安排到农业局工作，张扶胜不辱使命，在全县大力推广“七星瓢虫治棉蚜”的经验，一年就为全县节约价值40多万元的农药。
武乡中学教师孟晋知识广博，多才多艺，在教学上卓有成效。“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学生停课“闹革命”和反对学生参与派性斗争而被开除公职，返回老家太谷。孙文龙知道后激动地说，我们武乡穷，就是因为缺乏人才。于是他亲自带人到太谷登门拜访。孙文龙诚恳地对孟晋说：“孟老师，今天我是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20万人民来看望你。我们已经为你平反，并安排为你全家转户，为家属安排工作。听说太谷中学要聘你，我们希望你能回武乡，武乡人民需要你。”孙文龙走后，孟老师激动得一夜未眠，次白一大早就到太谷中学交还了聘书，立即全家返回武乡中学。
“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是党和群众对当干部者最起码的要求。”
“哄了爹，哄了娘，就是哄不了孙县长。”这是人民群众给孙文龙编的顺口溜，也是对孙文龙同志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注解。
1964年，棉田草荒严重。一天，孙文龙到王村检查棉田钡草工作。按平常的标准，该村的锄草任务完成得还算不错。因此，在汇报工作时，村委主任大胆地作了完美的汇报。谁知，孙文龙却冷不丁地问了一句：“老窑沟有二分地是不是没有锄?”村主任额头冒汗，心里嘀咕：
“他怎么知道那里有二分地没有锄?那么不显眼的地方他都去了？”
其实，孙文龙天不亮就到了王村，先从李家坟转到了圪堆根，又跑遍了老窑沟。这件事对王村干部震动很大，工作中再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孙文龙常说：“当干部不能坐着听汇报，只有扎扎实实、细致认真、工作才不会有隐患；和老百姓共事，切忌搞形式主义。”
武乡县山沟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孙文龙在这里任县委书记时，“大寨红旗”正在全国迎风招展。他根据武乡县的实情，因地制宜进行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并且从阳城请来栽桑养蚕的“土专家”，在武乡开展了栽桑养蚕的群众运动。但是，这种因地制宜、造福武乡的举动，却招来了一场大难。
“孙文龙不学大寨学阳城，另树旗帜搞中央。”一封封告状信，寄给地委、省委直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省里派出的调查组也很快奔赴武乡。调查结论出来了，谣言不攻自破。调查组在通报武乡的情况时说：“武乡县以大寨精神学大寨，学得卓有成效。”
武乡是典型的贫困县，直到孙文龙到任的1977年，群众的温饱问题仍没有解决。为此，孙文龙把改变武乡贫穷落后面貌的突破口放在解决群众吃饭问题上，大力调整农作物布局，扩大小麦播种面积，当年就使武乡的小麦播种面积由过去的4万亩猛增到11万亩。第二年亩产过去的50公斤增加到105公斤，全县人均小麦由过去的15公斤一下子提高到肋多公斤，创造了武乡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孙文龙是一只吐丝的春蚕，食之桑叶，献之金银，鞠躬尽瘁，化蛹归终孙文龙的儿子孙太林，20世纪70年代曾被推荐上大学,孙文龙知道后毫不客气地压下来，把这个指标让给一位老红军的后代。
过了一段时间，县有关部门又推荐孙太林到某乡担任团委书记，又被孙文龙挡住了。孙太林觉得，只要父亲当一天书记，自己就别想进机关上班，于是横下一条心，回到老家孤堆底村务农。不久，村里推荐孙太林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此时的孙文龙却高兴得眉飞色舞：“好，这才是我孙文龙的儿子，记住，你是农民的后代，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农民。”
阳城县城建局干部何虎林深有感触地说：“孙书记任职期间，全县上下一股正气，谁也不敢胡来，只知道比工作、比成绩。因为‘焦裕禄’在身边，干部群众心顺气爽。”
1981年9月15日，己任屯留县委书记的孙文龙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在原晋东南地委开会时晕倒在了会场，后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情稍有好转，他便不顾医务人员和同志们的劝阻，强行出院回到屯留。刚到家他就把一名乡党委书记范学海叫来：
“学海，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请你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们那里是个贫困乡，要充分利用地埂栽桑。地里是粮仓，地塄是银行，粮桑同抓并举，既可壮大经济，又可防风固沙、绿化环境。”
1982年3月16日，孙文龙离开他恋恋不舍的亲人，离开了他牵肠挂肚的事业。装殓时，人们发现，这位连任3县县委书记的孙文龙，竟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那一年，他才51岁。
孙文龙逝世了，但他永远活着，活在太行老区人民的心中。
(作者分别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晋城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